本刊：观北京上演奥威尔《动物农庄》有感：享乐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充满了对极权社会和扭曲的革命运动的讽刺和批评。在今天的后极权、准权威的中国上演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作，应该引起轰动、并在知识文化界激发一场关于文化和政治现状的激烈辩论。然而，就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几个小时后在北京另一角落拉开帷幕的《动物农庄》受到北京人的冷落。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撰文（12月8日），评述目前中国文化界及文化消费阶层出现的一个十分令人优思的现象：对政治淡漠，对物资和肉体享乐的一味追求。

奥威尔的小说在中国被禁几十年，到2000年才开始有数量很少的版本出现。尽管作者是从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获得的灵感，并早已于1945年问世，但奥威尔的寓言读起来是一部令人吃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控告书。奥威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农庄的动物集体行动将农庄从一个醉鬼主人手?媢僊L来，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所有动物都平等的社会。领头的两位革命领袖是两头猪，为了取得对革命的控制权，它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获胜者名叫拿破仑，在血雨腥风中夺权。它然后就与人类的一个联盟协商，建立了它自己的专制政权，修改了革命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

当潘爱文听说这出由尚承均（音译〕导演的戏剧即将上演的消息时，他说他脑海中想象一个拥挤的剧场，好思的中国学生悄声地讨论著它的含义，甚至公安会突然袭击，中止演出的进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动物农庄》在中央戏剧学院能容纳700观众的实验剧场上映时，场座半满，恐怕连投资都无法收回。观众的反响也不热烈。公安没有露面。或许尚导演的《动物农庄》淡化了奥威尔原作，搞得像一出卡通剧。演员穿著低俗的服装，扮成猪、骡子、马和鸡。北京一家报纸好心地把它比作迪斯尼的?狮子王?。全剧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但是, 这出剧遇到的冷淡反应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潘爱文认为今日中国这种奇怪的政治冷漠正是奥威尔当年所耽忧的。虽然奥威尔担心词语的误用会失去它们的本来意义，但奥威尔说他写作是?为了向某一个方向推动世界，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才是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观念。? 奥威尔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总是有意地撩动读者的激情。

可是《动物农庄》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效果。潘爱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社会是由武力和恐怖来维持的，今天的中共则依靠中国大众的政治冷漠来行使独裁，尤其是用反复无常的、强权性的、以及时有时无的?重点打击?和?杀鸡吓猴?的方式来镇压和支撑它的统治。

为什么中国大众对政治变得如此冷漠？潘爱文的看法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那些他们委婉地称为?国家大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空前的挣钱机会使人们一心只想致富，而不是想著变革社会，不管是民主改革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革命也好，他们一律不感兴趣。中国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保持时间最长的。此外，最近一次中国大众聚在一起考虑?国家大事?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结果许多人遭到坦克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少人至今打入牢狱。

然而，潘爱文觉得不要错将这种政治冷漠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漠混为一谈。中国人在21世纪初所体现出的活力表现得相当紊乱和矛盾。中国人今天拥有比美国人更多的移动电话。尽管世界贸易十分萧条，中国的出口额在2002年的前十个月增长了21个百分点。外国投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在下降，而中国今年迄今为止已经上升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四千六百万美元。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55%。但是中国人的活力集中在生产和销费方面，而不是在自我反思方面。今日的中国到处可见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却缺乏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国民热衷于性生活、食物、金钱、商品和廉价的快乐满足。入迷的人群沉浸于夜总会；海洛因很便宜，大麻更便宜。潘爱文说在他的中国朋友中, 年过40的男性一般都有情妇。他们对此很自豪。那些不到40岁的朋友说当他们赚够钱后也会效仿。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在中国，它已经被极端享乐主义所代替。当然还有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学生，但是他们热衷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绝不能与深夜城市中卡拉OK吧性感女服务员相比！正如香港大字的教授王小英所说，?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一种赤裸的自我兴趣同时并存。但在这两者之中则什么都没有。因此抛弃共产主义意味著向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说再见。?? 还留下了什么呢？对金钱和快乐的狂热追求。

剧评家说尚承均软化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信息来取悦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忠实效命于独裁者拿破仑的狗们在剧中只杀掉了一个角色。而在奥威尔的书中，它们对无数被拿破仑当成敌人的人实行了残忍的屠杀。当然，尚承均改编了奥威尔的作品，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潘爱文认为尚保留了奥威尔对极权社会的批评，但加入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内容。尚承均并不指责独裁者拿破仑对动物农庄的病态负责，尚承均指责的是普通的动物太愚蠢和软弱而不为自己的权益奋争。?我的作品是关于普通人多么愚蠢和狡猾，?他说，?在我的戏剧中，他们才是应被指责的人。我不喜欢奥威尔的创意，好像什么都是领导者的错。普通人也要负起责任来。

尚承均将拿破仑和它的对手－告密者－的关系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近似于独裁者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关系。尚承均也改编了在他们两人控制下的动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象。有一匹忠诚而愚蠢的马，它无私地为革命干活，本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烈士墓地，但却被当马肉卖掉。还有一只驴只对保护自己感兴趣，最后孤独地死去。在奥威尔的书中，革命的叛变者都被拿破仑下令处死。在尚承均的剧本中，悲惨的小鸡们因说了真话被强迫自杀，令人回忆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最后，暗示著上千名中国学生的逃亡，一只鹦鹉飞向?天堂?（暗指美国），并发现那?堛瑶T是极乐世界。

潘爱文指出，尚承均对一般大众的批评,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会引起共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因于普通百姓，而不是政府。他们喜欢用?落后?来指责这些人，?落后?指缺乏教育、价值观和信仰。有些知识分子以此来证明对百姓实行权威统治很有必要。中国有这样一个流行说法：?中国需要皇帝。

这表明，在短短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平等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败者亡?，所代替。尽管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它现在己经成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富裕住宅区与徘徊在铁路两边的下岗百姓之间存在著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又脏又穷的西部省份宁夏和甘肃了。这种贫富差距尚未孕育出人们对下层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是一种对下层人民的轻视。奥威尔是用下层社会的眼光来写作《动物农庄》的。尚承均则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导演这部剧。奥威尔作品中清白无辜的百姓在尚的戏剧中成了傻瓜。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省略了《动物农庄》的最后一幕，即拿破仑和曾被凌辱的普通人之间因打牌欺骗而爆发的争吵。在尚剧中，这个猪独裁者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角色。这个改编表示了中共近来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尚剧的结尾是猪和人共同举杯庆祝他们的新的经济联盟。

本刊 整理介绍

200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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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默：中国政府人权观与人权政策，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这几个月来﹐人权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外交关系焦点。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华﹐对中国政府人权纪录做了不少批评﹐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强调主权不受干涉原则﹐同时逮捕了十多位民运人士﹐不许他们与克里斯多夫接触﹔对?人权上书?的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位知识分子也施加压力。情势急转直下﹐中美外交关系似又出现危机。克里斯多夫返国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一场争论。国务卿与主持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更是备受同仁批评。这篇短文将就中国政府人权观与政策做进一步评论﹐同时也兼论中美外交关系。

对所谓?生存权?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政府人权观强调国情论﹐认为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别﹐因此中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与措施尤其著重在?不允许国际社会干涉?这一点上。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中国人权同盟》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怀?中国人权状况。此举令邓小平痛心疾首﹐认为有失国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邓小平谈到人权时﹐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念不同?。去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即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并得到若干亚洲政府的响应﹐引起了与欧美政府代表的冲突。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江泽民与李鹏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能获得生活上基本需求﹐似乎沾沾自喜。另一说法即把?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视为?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最大人权?。

从以上所引文字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似乎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中国人民在百年内懮外患之后﹐如果确能安居乐业﹐当是政府一大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只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来说﹐历年来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我只举其中几项来说明﹕

<中国人口过多﹐当是不争之论。早年政府不仅不节制人口﹐反而抨击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理论﹐迷信人多好办事﹐造成当今诸多严重问题﹔

在当今高科技﹐多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一个民族企求生存﹐人民必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教育程度。历年来中国政府的教育预算偏低﹐在较贫困落后地区几乎连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与师资都欠缺。如果这情况不扭转过来﹐我们将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虽然也带来局部经济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口过多﹐劳工市场无法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造成大量?盲流?人口﹐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若干企业设备简陋又追求致富过于迫切﹐劳工意外伤亡事件日渐增多。如果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工作权与安全都没能得到完全保障﹐怎能谈生存与发展﹖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对自然环境构成很大压力。空气、河川污染与滥用资源等问题日趋严重。从报章杂志的片断报导看来﹐一般人民既缺少环境保护的观念﹐政府也不愿多管或无能为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即使这一代中国人不受影响﹐世世代代的子孙必定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所保障了。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非为了抨击政府﹐我也了解这些问题牵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在短期内能解决的。但政府也决不能文过饰非﹐夸夸其谈﹐不愿面对现实。尤其不能以国情论、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迫害不同政见者﹐侵犯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诸权利与自由的借口。换言之﹐即使我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得到充份保障﹐政府也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试问这几十年来多少迫害人权的事件﹐对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又有什么帮助﹖试问把魏京生、刘青、吴宏达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士放在牢狱中并加以刑求﹐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吗﹖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就进一步获得保障了吗﹖这就难怪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政府迫害异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党专政﹐与全民福祉无关。缘木求鱼﹐历年来的无情镇压﹐徒为社会政局带来不稳定。

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

这次中美外交危机起因于克里斯多夫访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争执。但进一步来看﹐中美关系僵局涉及很广﹐包括劳改营产品输入美国﹐西藏﹐以及国际电台、电视对华广播等等。同时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决策程序的差异也容易造成沟通过程的误解。在谈判有关人权争端的时候尤其如此。

八九年六四民运受到无情镇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抵制﹐美国布什政府也对之谴责。然而﹐布什政府历来主张低调外交﹐认为给中国政府公开施压﹐于事无补﹐反而容易引起反弹。布什个人尤其深信﹐以他早年驻华经验﹐且与中国政要交情深厚﹐当能对中国政府有所影响。因之﹐布什虽然也采取若干制裁措施﹐但在几个月内就秘密遣派国家安全顾问访华﹐其它有关商务、科技设备等各项限制也逐步撤除﹐反之国会民主党议员态度较为强硬﹐对中国政府抨击甚力。同时克林顿在大选中也对布什作了许多批评﹐对中国内部民运与人权活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上述情况﹐与美国政治结构与运作密切相关﹐也与美国自立国以来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一脉相承。美国外交大权﹐总统与国会分享﹐尤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据一方﹐总统与国会多数派不属同一政党是尤其如此。循此线索来看﹐国会民主党议员与克林顿对布什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个情况并非表示美国政局的运作除权力之争以外﹐不涉及理念之争。美国自立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持不下﹐在不同时代各占上风。十分浅近来说﹐?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坚持自助原则﹐尤其重视军备力量﹐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颇表怀疑﹐甚而蔑视。反之﹐?理想主义?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较为信任﹐也愿参与﹐并对弱小民族与国家较为同情。以廿世纪来说﹐民主党掌握时较倾向?理想主义?﹐共和党掌握时较倾向?现实主义?。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提倡民族自决与国联组织﹐及七十年代卡特主张人权外交﹐都算是?理想主义?代表人物。

尼克逊当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不过﹐在外交运作中﹐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譬如说卡特任期中种种措施即备受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自相矛盾﹐犯有双重标准的错误﹐事实也确如此。我在这里只能举两个例子。当时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之下﹐韩国在军人统治之下﹐人权纪录十分恶劣﹐但卡特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亚洲及波斯湾地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视若无睹﹐对这两个政府不但不加以谴责﹐还给以不少援助﹐维持十分密切的盟友关系。当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局也与此十分相似。

去年五月﹐克林顿政府决定顺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期一年﹐但因国会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压力﹐同时颁布了一项总统训令﹐叫国务卿在今年六月三日以前推荐是否再延一年﹐而其标准也即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提到的种种争端中是否让步。去年九月﹐美国政府眼见对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乃改变方式﹐采取高阶层多方接触政策﹐企图促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化解最惠国待遇危机。这次克里斯多夫去中国﹐也是克林顿希望解决这问题。但事与愿违﹐双方相持不下。克里斯多夫批评中国政府羁押著名民运分子﹐蔑视基本人权﹐中国外长即指控美国官员干涉内政﹐尤其对美助理国务卿夏洛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魏京生见面一事﹐耿耿于怀。李鹏在会见克里斯多夫时也强调?中国决不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历史证明对中国施压必定劳而无功?。克里斯多夫不但没有达成使命﹐反而导致中美关系的低潮。

平心而论﹐中美政府都不愿关系恶化﹐影响双方贸易、投资利益。中国对此即一再提出警告﹐强调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必定采取报复﹐双方都会受到损害美国资本家与企业界也持此看法﹐他们尤其对中国大陆市场感到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大都主张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若干财经首长对国务院的抨击也基于此。当今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重﹐他们振振有词也就不难了解了。如何平衡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其它种种利益﹐就成为克林顿面对的困局。

美国政府在六月间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尚难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个月中（四、五月）稍作让步﹐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把这次危机化解了﹔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诸如宣布取消中国国营事业产品最惠国待遇﹐但不涉及私营企业﹐以支持私营企业与经济繁荣为由来摆脱去年五月总统训令的设限。但不论这次危机如何化解﹐中美外交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或完全破裂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毕竟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一环﹐美国政府必须兼顾其它种种利益﹐已如上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也必随著环境而改变﹐也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相互运作﹐形成一种动态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似不可能再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相提?论。然而﹐美国政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社会舆论也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不过﹐这项关切如何表达﹐又如何对中国政府施压当有待各方面的磋商﹐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国人权状况有待改进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人权观念与政策之所以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困局并非只是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借口干涉内政等﹐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亦即中国人权状况仍有待改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美国政府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八九民运以后欧洲各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非政府人权组织也都谴责中国政府﹐并采取若干制裁措施。历年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次委员会也对谴责中国议案争论甚多﹐而每年中国政府都费尽力量﹐才以程序方式暂时把议案搁置下来﹐从这种种现象来看﹐国际社会对成员国人权状况的态度已渐成共识﹕批评、监督与施压已不被认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八零年以来欧美国际法专家所争论的问题乃是国际社会或其它国家是否有权利为维护人权而对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当年柬埔寨政府大肆残杀本国公民即是一例﹐美国进军Grenada 是另一例。多年来美国政府人权政策也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不少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批评与监督美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若干其它利益﹐对美国政府施压﹐这当是许多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分子所乐见的。

早年美国、若干欧洲国家及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台湾人权状况抨击甚多﹐但从台湾政局逐步开放﹐取消党禁、报禁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形像大有改善﹐不但少受指责﹐且受到不少好评。由此可见﹐如何改善一个社会、国家的人权状况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的评价与态度不可能完全无视于实际情况。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人权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与施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人口过多、失业率高、环境污染、政府贪污、劳改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等等仍然存在。从一九五七年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内部争取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力量日渐形成﹐虽屡遭镇压﹐但?没有完全被根除。如果政府腐化无能﹐不愿面对问题﹐提出方案﹐逐步解决﹐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必定日渐扩散﹐出现星火燎原之势。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施压虽然引起北京当政者的反感﹐但?不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主力所在。中国变革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大陆。把中国的动乱完全归咎于国外力量的阴谋﹐是不明智的做法﹐只会转移目标﹐打乱改革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只有肯定基本人权﹐开放政权﹐才是有效的途径。

原载《人与人权》一九九四年夏季 印刷版

200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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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简评康晓光的儒教治国论

近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儒教治国论。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可算是这派意见的代表人物。

康晓光认为，当今中国正处在危险的平衡中。一方面，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者结成联盟，保障了当前的政治稳定，但另一方面，这些精英相互勾结，剥削和压迫老百姓，造成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正，未来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现在，中共政权是靠经济增长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因而一旦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政权马上就会风雨飘摇，经济危机立刻就会演化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那么，共产党怎样才能防止精英勾结扼杀社会公正呢？既然共产党不愿意放弃权力，那么它怎样才能解决自己缺乏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呢？康晓光的答案是，回归传统，把儒家学说定为国教，施行仁政。

按照康晓光的解释，从毛泽东时代鼓吹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到邓小平时代主张现代化，再到十六大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政治实际上已经是在一步步回归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胡温新政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走亲民路线，实际上就是孔孟?仁政?的现代版。但是这还非常不够。因为中共现在还挂羊头卖狗肉，说的是马列主义、民主主义，做的是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口头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互相冲突。这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拆自己的台。康晓光说：?这套东西已经混不下去了。?因此必须把?儒家学说作为意识形态尽快建立起来，彻底取代马列主义，不要一味试图通过强调执政有效性，来回避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康晓光反对在中国实行所谓西方式民主。他说民主会?祸国殃民?。但是当今天下，民主是主流，如康晓光所说，?中国是一个孤岛，我们在一个民主的海洋里生存，要么我们拿出一套东西来，论证自己的存在，要么我们变成别人的样子。?康晓光的结论是，如果要避开民主化和民主化的?陷阱?，儒化已是唯一选择。

康晓光以儒家面目出现，主张用儒家的仁政拒绝西方的民主。然而我们都知道，象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这批公认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恰恰都是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民主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作?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这批新儒家代表人物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建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他们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康晓光对儒家思想与民主的关系的看法与新儒家代表人物截然相反，他既不曾为自己的观点提出过认真的论证，又不曾对前辈的观点作出过认真的反驳，故而其观点缺乏说服力。譬如谈到仁政。正像梁启超早就指出的那样：?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应如是，无术使其必如是?。仁政的理想固然不错，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去保障其实现呢？离开了分权与制衡，离开了言论自由与开放选举，所谓仁政势必沦为一句空话。

康晓光说，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这就给中共领导层有机结合变革和稳定，提供了一条出路。在这里，康晓光刚好把话说反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分析传统儒家的缺陷时指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缺点就是，古人只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的问题，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用牟宗三的话讲就是?有治道而无政道?。换成现代术语，就是缺少政权的合法性概念。按照儒家学说，一个好政府应该行仁政。这话讲得不错。可是，想当统治者的人成千上万，个个都声称自己上台后一定行仁政，那么，到底应该由谁上台才合适呢？康晓光以老百姓的口气对威权统治者说：?你没有选举基础，凭什么有权统治我？就因为你行仁政，你为人民服务。如果你整天贪污腐败，胡作非为的话，那你就没有权利执政。? 可问题是，在威权体制下，人民如果对政府不满，他们有什么正当的方式表达呢？如果一个政府不行仁政而行暴政，人民又能用什么办法去更换它呢？要么你用?数人头?的办法，靠老百姓投票－－这就是民主；要么你用?砍人头?的办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要你拒绝用?砍人头?的办法，你就只好用?数人头?的办法。这就是我们选择民主制的理由。康晓光拒绝民主，他没有对人民如何反对和更换那种不施行仁政的政府提出任何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可见其有关儒教治国的思想是何等的粗糙、混乱，并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康晓光向中共当局建议，把儒家学说定为国教，以取代过气了的马列毛主义，从而为现今的中共政权提供一种合法性依据。这条建议实在匪夷所思。想想看吧，如今的中共官员，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是读马列，背毛语录出身，基本上没学习过四书五经，读《论语》恐怕都读不断句，要他们一下子都换上儒家的长衫，自封为儒家在当代的唯一传人与当然代表，这该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滑稽啊！如果你真要把儒家学说定为国教，那么就应该由掌握儒家经典的儒生治国，哪里轮得着共产党呢？

归根到底，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是无法克服的。唯有民主宪政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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